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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團體都是用母語考慮的經(jīng)典美文
一
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系。一個中國人除非生長在外國，從小就學那一國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國的文字為母語，如果那是英語，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語水平有很大關系。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師或者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應該說再跟下一代比起來的話，我們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這個情況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隨便聊天的時候說到了一些官場里頭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脫口而出說真是“墻有茨”。有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一個學外文的人怎么還知道“墻有茨”？
“墻有茨”出自《詩經(jīng)》，開頭就是：“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墻有茨”就隱喻宮里頭的那些亂七八糟的丑事。
我的中文熏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只是一個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3歲的時候，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diào)吟。我知道，你們請葉嘉瑩先生來講過，她是主張吟詩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diào)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xiàn)在想起“春眠不覺曉”自然心里就出現(xiàn)湖州調(diào)。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后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調(diào)，像唱歌一樣，現(xiàn)在還會唱。
我中學有一位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那個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就是用河北調(diào)來吟的。所以我現(xiàn)在想起這個詩的時候，就出現(xiàn)那個調(diào)，與湖州調(diào)完全不同。
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就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
二
我父親是留學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們認為很“洋派”的朋友。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就類似現(xiàn)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我父親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我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他可以說流利的洋文但是他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后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xù)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一所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的完整學校。中文和數(shù)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學課本是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小貓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朗朗上口，很快就會背。
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著太教，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挑幾篇將來考試的時候要考的。
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文言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別，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后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jīng)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論語》，初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jīng)》，高一是《左傳》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國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jù)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小學》《爾雅》《說文解字》。
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于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于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別好玩，古代讀書人的這種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產(chǎn)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麗的，這么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菰锘蚴抢闲嗖豢暗母杏X。
三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小學五、六年級，那兩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鉆進去弄得灰頭土臉，著實狼吞虎咽看了不少書。
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從巴金的《家》《春》《秋》到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等。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里的藏書，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
我們那時放學后家庭作業(yè)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閑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只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干涉。我主要是養(yǎng)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著什么看什么，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fā)現(xiàn)。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后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游列國，這種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什么叫“文化底蘊”。
讀文章、詩詞，不是讀字典，必然包含著思想、情懷，或者至少表達某種意境吧？那么我從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響呢？今天不說外國的或現(xiàn)代的東西，那是另外一個題目了。我覺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綱五常、忠孝節(jié)義那些東西。有一些傳統(tǒng)道德是自然而然貫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態(tài)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這不是從書本里頭學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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