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機處看內(nèi)閣的歷史變遷的讀書筆記

　　本篇，與大家共同學習一下歷史上國家治理中特殊組織機構(gòu)的變遷。

　　當然，這種特殊組織機構(gòu)，也是最重要的組織機構(gòu)。

　　雖然，這種學習有些枯燥，但是，對于我們深入了解歷史、跳脫輕淺的歷史認知、輕率的歷史評論，是大有裨益的。所以，這也是所有喜歡歷史者的必修課之一。

　　先從距今最近的朝代——清朝說起，所說的內(nèi)容是其軍機處。

　　軍機處，原本是內(nèi)閣的分局。

　　也就是說，軍機處的雛形時期，它可以說是內(nèi)閣的一個分支。

　　清朝初期，大多機構(gòu)和制度都是沿襲了明朝的舊制。當然，內(nèi)閣也不例外。

　　所以，在清初，也就是軍機處沒有建立之前，國家的機務的分發(fā)與收進，全都是事關(guān)內(nèi)閣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清初的軍事事務，是要交付議政王大臣議定后奏聞主政者的。

　　清圣祖康熙朝，朝廷的諭旨，也有命令南書房的翰林撰寫擬定的。此時，南書房是可以與主政者直接接觸的親切之地。這種情況，歷史上也有類似情景，唐代時，翰林學士掌內(nèi)制，就是如此。所謂內(nèi)制，就是由翰林學士所掌的皇帝的詔令。

　　到了清世宗雍正朝，朝廷在西、北兩路用兵，事涉機密的軍務較多。而此時，內(nèi)閣在太和門之外；另外，內(nèi)閣之中，值班的官員人數(shù)甚多；主政者擔心軍事機密被泄漏。于是，才開始在隆宗門內(nèi)設立了軍需房，主要用途，是處理西、北兩路的軍務。最早進入軍需房，參與軍事事務處理的官員，都是主政者從內(nèi)閣中書中選取的。選取的標準，就是其人必須謹慎細密。進入軍需房的官員的職責，一是在其中值班，二是繕寫諭旨。到了后來，軍需房才正其名為軍機處。

　　軍機處設立之后，它的所在地接近宮廷，便于主政者宣召。

　　軍機處的軍機大臣，都是親臣、重臣。

　　于是，承接主政者的諭旨，發(fā)出政令等，全都在軍機處了。

　　軍機處值宿的地方（直廬），最初只有幾間板屋。后來，清高宗乾隆特別下令，將軍機處的直廬由板屋改建成了瓦房。

　　但是，擬旨仍然是軍機大臣的事情。

　　之前，雍正帝時，軍機處擬旨的事情，都是桐城張文和公（廷玉，文和是其謚號）親力親為的。

　　乾隆帝即位初期，因為汪文端公（由敦，文端是其謚號，趙翼的科舉考試中的老師）擅長文學，張廷玉特別推薦汪由敦進入軍機處，擬旨的事情，由汪由敦代勞。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十三年（公元1748年），清廷對金川用兵。這一時期，朝廷的諭旨，全都是汪由敦的手筆。

　　當時的諭旨，大概有三個版本。

　　漢字版本的諭旨，前由張廷玉、后由汪由敦草擬。

　　滿文（清人稱之為國書）版本的諭旨，由舒文襄（赫德，文襄是其謚號）、大司馬班公（第，明、清稱兵部尚書為大司馬）草擬。

　　蒙古文版本的諭旨，則由理藩院的納公（延泰）草擬。

　　等到傅文忠公（恒，文忠是其謚號）為首席軍機大臣的時候，滿族的司官想通過傅恒，得到親近主政者的機會，并籍此升進。于是，傅恒才開始把部分擬旨的事務，給了他熟識的滿族司官。最初，這些滿族司官，所擬的草稿，也就是半幅紙、一頁紙的短小文字。滿族司官熟悉擬旨的程序與文法之后，慢慢地，擬旨的事情，也就全都交給他們操持了。

　　這樣一來，汪由敦見擬旨的事情，滿文版本全都由滿族司員捉刀了，而漢文還是自己親自草擬，他也就跟進了。首席軍機大臣傅恒將滿文擬旨交給了滿族司員后，相對輕松；汪由敦親自草擬漢文諭旨，工作繁重。汪由敦也不想攬那么多事，于是，他也讓司官代替自己擬旨。這樣沿襲日久之后，一些司官就成了軍機處的專職司員。這種情況，主政者也是了解并清楚的。

　　這種專職司員，也不一定就是從內(nèi)閣引進軍機處的，但凡京師朝廷的部院之中，學問幽深、文學書法俱精的司官，都可以被引進軍機處。

　　在軍機處的發(fā)展過程中，這種專職的司員，人數(shù)也越來越多，后來的數(shù)量，是早期的好幾倍。

　　以上所講，就是清代軍機處前后變化異同的舊事。

　　既然，清代最初的軍機處是內(nèi)閣的分局，那么，循著歷史的脈絡，簡單看看在以往國家治理框架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的內(nèi)閣的變遷情況。

　　在中國的歷史中，傳達主政者的詔旨命令、匯集內(nèi)外的各種意見的工作，自曹魏以來，都是屬于中書職責范圍內(nèi)的。歷史沿革，所以，在六朝時期，中書令是極其尊貴的，朝廷一定會選擇重臣擔任此職。

　　因為中書令尊貴、地位崇高，所以，中書令很多時候，是不會親自向主政者奏事的。大多時候，都是中書令委命中書舍人入內(nèi)奏事。這樣一來，中書舍人就可以親見主政者；于是乎，中書舍人也成了權(quán)要之位。

　　上述的情況，一直到唐代初期的時候，依然如此。

　　唐高宗李治時，開始把中書舍人的職權(quán)進行了拆分。拆分之后，北門學士也可任中書舍人之事。

　　唐玄宗李隆基時，又把中書舍人的職事，移出部分給翰林學士。

　　如此，中書、門下的權(quán)力稍稍變輕。

　　等到唐朝中期之后，國家的權(quán)柄操持在宦官的手中，當時，還設置了樞密使的職位。生殺予奪的詔旨命令，全都是由樞密使發(fā)出的。這樣，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都只是承樞密使的下流。所以，樞密使是極為權(quán)要的職位。

　　唐昭宗李曄時，大力誅殺宦官，宮廷之中，幾乎都沒有宦官了。于是，主政者只能命令蔣玄暉負責之前樞密使的事務。這是樞密權(quán)移至朝臣的初始。

　　因為樞密使這個位子地處要津，是人人都想沁縣、都想得到的，所以，蔣玄暉接手樞密之事后，宣徽使孔循想得到蔣玄暉的位子，于是，他就在朱全忠跟前譖毀蔣玄暉。最后，朱全忠殺了蔣玄暉。

　　朱梁（后梁）時，改樞密使為崇政使，并設立崇政院，任命敬翔為崇政使。

　　后唐（沙陀族建立）時，又恢復崇政院名為樞密院，并任命郭崇韜為樞密使。

　　后唐明宗李嗣源時期，安重誨為樞密使。

　　后晉高祖石敬瑭因為樞密使劉處尚不稱職，所以，他就廢掉了樞密使這一職位。然后，把樞密使的大印交歸中書。于是，樞密院學士這一職位也就廢掉了。

　　后晉出帝石重貴時，桑維翰恢復樞密院，并擔任樞密使。

　　后周世宗柴榮時，王樸為樞密使。

　　總結(jié)起來，可以說，五代時期的樞密院，就是六朝時期的中書；如果就唐朝來說，樞密院則是唐初的中書、唐中葉的學士、唐末的疏密合而為一形成的。

　　到了宋、金時，樞密使的主要職責是專門掌管兵事，這已經(jīng)是和宰相分職了。當時，中書與樞密院被稱為兩府。樞密使已經(jīng)不參加軍事以外的其他機務了。

　　到了蒙元時期，軍國大事，全都歸到中書省。

　　再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誅殺宰相胡惟庸之后，就把中書省也廢掉了。此后，不再設立中書省。接著，朱元璋命令六部各奏其事，而非此前的事匯中書。從此以后，國家的事權(quán)，全部都集中到了主政者一個人手中。（這是中國國家治理結(jié)構(gòu)在歷史上的一大變，君權(quán)集中，相權(quán)沒落。）

　　朱元璋廢除中書之后，原來中書事務，全都堆積到了他自己跟前，一日萬機，登記撰錄，是不能不設置官員來執(zhí)掌其事的。

　　隨后，到了明成祖朱棣永樂時期，為了解決廢除中書后出現(xiàn)的難題，又設立了內(nèi)閣。

　　內(nèi)閣設立之后，就功能而言，逐漸形成以批答本章、撰擬諭旨的主要業(yè)務。功能上，似乎又是對舊有中書省的恢復；權(quán)力上，卻沒有那么尊顯了。

　　再后來，明朝的主政者與內(nèi)閣大臣也不常見面，如果主政者有諭旨，就會命令內(nèi)監(jiān)先寫好事目，然后，交由內(nèi)閣撰擬文稿。因為這樣，于是，宮內(nèi)就有了所謂的秉筆太監(jiān)。越是接近主政者，權(quán)力越是容易到手。如此，秉筆太監(jiān)的權(quán)力慢慢就在內(nèi)閣之上了。秉筆太監(jiān)和唐中期后的樞密使，就又有些相同了。（這也是明朝宦官勢焰熏天的原因所在。）

　　滿清懲于明代之弊，嚴格限制，宦官不得參與政事。

　　清世祖順治親政初期，他會每天都到票本房，安排大學士在自己眼前票擬。

　　所謂票擬，也叫做票旨、條旨，也就是對于來自全國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內(nèi)閣學士“用小票墨書”，即把批閱建議寫在紙上并貼在各奏疏的對面上以進呈。

　　康熙時期，雖然也有南書房擬旨的案例，但是，機務仍然是屬于內(nèi)閣來處理的。

　　雍正以來，各類本章都歸內(nèi)閣處理、機務及兵事都是由軍機大臣承旨處理的。

　　主政者幾乎每日都會和軍機大臣見面，不要說宦官不能參與，就是承接諭旨的大臣，也只是供傳述、繕寫、撰擬而已，他們發(fā)表意見的機會，是少之又少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五代、宋代、金朝時期的樞密院，都有學士草擬諭旨。滿清的軍機司員，和舊時的樞密院學士差不多。

　　本文依據(jù)清人趙翼《檐曝雜記》卷一《軍機處》一節(jié)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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