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陳寅恪先生勵志人物故事
我同寅恪先生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從清華大學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guī)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也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學生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其他課程。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jīng)》，我曾到城里一個大廟里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據(jù)材料進行解釋、考證。他的分析細致入微，如剝蕉心，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最終柳暗花明，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guān)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F(xiàn)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獲不大。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寅恪師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后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
我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寅恪師的接觸并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nèi)林蔭道上，在熙來攘往的學生人流中，會見到寅恪師去上課。他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里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到清華來送書的老板，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nèi)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shù)西裝革履、光可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那里，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轉(zhuǎn)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zhuǎn)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墻，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中德學壇上的一段佳話吧。
1945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后，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y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并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fā)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到了先生的復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并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會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不引以為榮呢？于是我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的深秋，我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按北大當時的規(guī)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作專任講師，經(jīng)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zhuǎn)為正教授。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真大大地出乎我意料，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后輩的提攜和愛護。
記不清是在什么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去清華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絕不會憚于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nèi)，我去過清華園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駐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父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父們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xiàn)在不算什么。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jīng)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零還跟不上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幾瓶酒已經(jīng)非同小可。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彌漫，招來了眾多的游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篯等，知道先生愛花。先生現(xiàn)在雖患目疾，幾近失明，但據(jù)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散心，征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yīng)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藤。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里最愉快的時刻。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政府經(jīng)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金圓券，又從金圓券改為銀元券，越改越亂，后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已經(jīng)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國維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yè)，園林差喜適幽居�！敝v的就是這一件事。現(xiàn)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他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shù)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換取適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只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關(guān)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只收了兩千美元。這個數(shù)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shù)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zhì)。而寅恪師對于金錢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nèi)，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贊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fā)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quán)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閉門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guān)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里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shù)，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他更是只談優(yōu)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于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寅恪先生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貶損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
后來，寅恪先生又輾轉(zhuǎn)到了廣州，從此就留在那里沒有動。他在臺灣有很多親友，動員他去臺灣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卻巋然不為所動。其中，我不得而知。1951年，我奉命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在廣州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當然不會放過機會到嶺南大學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謁。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殷勤招待。寅恪先生此時目疾雖日益嚴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東西。有關(guān)領(lǐng)導，據(jù)說就是陳毅和陶鑄，命人在先生樓前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
然而，世事如白衣蒼狗，變幻莫測。沒過多久，正當眾多的老知識分子興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時候，“華蓋運”便臨到頭上。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從那以后，直到老師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離開了人世，將近二十年中，我沒能再見到他�，F(xiàn)在我的年齡已經(jīng)超過了他在世的年齡五年，算是壽登耄耋了�，F(xiàn)在我時常翻讀先生的詩文，每讀一次，都覺得有新的收獲。我明確意識到，我還未能登他的堂奧。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卻是進取有心，請益無人，因此更增加了對他的懷念。我們雖非親屬，我卻時有風木之悲。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將一事無成的。在這方面，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shù)百。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nèi)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與清華交換研究生的協(xié)議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xiàn)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知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只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shù)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著作出全、出好。國內(nèi)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fā)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我現(xiàn)在是“后已見來者”，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嘆，不禁老淚縱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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