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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道土匪散文

      時間:2019-07-26 20:05:51 我要投稿

      儒道土匪散文

        醫(yī)生臨癥,常常有個觀望期間,不到病勢相當沉重,病象充分發(fā)作時,正式與有效的診斷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病人方面,往往愈是痼疾,愈要諱疾忌醫(yī),因此恐怕非等到病勢沉重,病象發(fā)作,使他諱無可諱,忌無可忌時,他也不肯接受診斷。

      儒道土匪散文

        事到如今,我想即便是最冥頑的諱疾忌醫(yī)派,如錢穆教授之流,也不能不承認中國是生著病,而且病勢的嚴重,病象的昭著,也許賽過了任何歷史記錄。惟其如此,為醫(yī)生們下診斷,今天才是最成熟的時機。

        向來是“旁觀者清”,無怪乎這回最卓越的斷案來自一位英國人。這是韋爾斯先生觀察所得: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里,斗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人類的命運》)

        為了他的診斷的正確性,我們不但欽佩這位將近八十高齡的醫(yī)生,而且感激他,感激他給我們查出了病源,也給我們至少保證了半個得救的希望,因為有了正確的診斷,才談得到適當?shù)闹委煛?/p>

        但我們對韋爾斯先生的擁護,不是完全沒有保留的,我認為假如將“儒家,道家,土匪”,改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兒,騙子,土匪”,這不但沒有損害韋氏的原意,而且也許加強了它,因為這樣說話,可以使那些比韋爾更熟悉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人,感著更順理成章點,因此也更樂于接受點。

        先講偷兒和土匪,這兩種人作風的不同,只在前者是巧取,后者是豪奪罷了!扒扇『缞Z”這成語,不正好用韓非的名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來說明嗎?而所謂俠者不又是墮落了的墨家嗎?至于以“騙子”代表道家,起初我頗懷疑那徽號的適當性,但終于還是用了它!盁o為而無不為”

        也就等于說:無所不取,無所不奪,而看去又像是一無所取,一無所奪,這不是騙子是什么?偷兒,騙子,土匪是代表三種不同行為的人物,儒家,道家,墨家是代表三種不同的行為理論的人物,盡管行為產(chǎn)生了理論,理論又產(chǎn)生了行為,如同雞生蛋,蛋生雞一樣,但你既不能說雞就是蛋,你也就不能將理論與行為混為一談。所以韋爾斯先生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究竟是犯了混淆范疇的邏輯錯誤。這一點表過以后,韋爾斯先生的觀察,在基本意義上,仍不失為真知灼見。

        就歷史發(fā)展的次序說,是儒,墨,道。要明白儒墨道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病,我們得從三派思想如何產(chǎn)生講起。

        由于封建社會是人類物質(zhì)文明成熟到某種階段的結果,而它自身又確乎能維持相當安定的秩序,我們的文化便靠那種安定而得到迅速的進步,而思想也便開如產(chǎn)生了。但封建社會的組織本是家庭的擴大,而封建社會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權式的以上臨下的強制性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則至多了也只是強權第一,公理第二。當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條件,即便是強權的秩序,也比沒有秩序的好。尤其對于把握強權,制定秩序的上層階級,那種秩序更是絕對的可寶,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層階級的立場所給予那種秩序的理論的根據(jù)。然而父權下的強制性的秩序,畢竟有幾分不自然,不自然的便不免虛偽,虛偽的秩序終久必會露出破綻來,墨家有見于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嚴父精神來維持秩序,無奈秩序已經(jīng)動搖后,嚴父若不能維持,慈母更不能維持。

        兒子大了,父親管不了,母親更管不了,所以墨家之歸于的敗,是勢所必然的。

        墨家失敗了,一氣憤,自由行動起來,產(chǎn)生所謂游俠了,于是秩序便愈加解體了。秩序解體以后,有的分子根本懷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詛家庭組織的本身,于是獨自逃掉了,這種分子便是道家。

        一個家庭的黃金時代,是在夫婦結婚不久以后,有了數(shù)目不太多的子女,而子女又都在未成年的期間。這時父親如果能干保持著相當在裕的收入,家中當然充滿一片天倫之樂,即令不然,兒女人數(shù)不多,只要分配得平均,也還可以過來相當快,萬一分配不太平均,反正兒女還小,也不至鬧出大亂子來。但事實是一個龐大的家庭,兒女太多,又都成年了,利害互相沖突,加之分配本來就不平均,父親年老力衰,甚至已經(jīng)死了,家務由不很持平的大哥主持,其結果不會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勸大哥一面用父親在天之靈的大帽子實行高壓政策,一面叫大家以黃金時的回憶來策勵各人的良心,說是那樣,當年的秩序和秩序中的天倫之樂,自然會恢復。他不曉得當年的秩序,本就是一個暫時的假秩序,當時的相安無事,是沾了當時那特殊情形的光,于今情形變了,自然會露出馬腳來。墨家的母性慈愛精神不足以解決問題,原因也只在兒女大了,實際的利害沖突,不能專憑感情來解決,這一層前面已經(jīng)提到。在這一點上,墨家犯的錯誤,和儒家一樣,不過墨家確乎感覺到了那秩序中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癥結,這一點就是他后來走向自由行動的路的心理基礎。墨家本意是要實現(xiàn)這一個以平均為原則的秩序,結果走向自由行動的路,是破壞秩序。只看見破壞舊秩序,而沒有看見建設新秩序的具體辦法,這是人們所痛惡的,因為,正如前面所說的,秩序是生活的必要條件。

        尤其是中國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沒有秩序強。

        這里我們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敗,正是儒家這所以成功。至于道家因根本否認秩序而逃掉,這對于儒家,倒因為減少了一個掣肘的而更覺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實際是幫助了儒家的`成功。因為道家消極的幫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對道家,只是口頭的,表面的,不像他對于墨家那樣的真心的深惡痛絕。因為儒家的得勢,和他對于墨道兩家態(tài)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層階級的士大夫中,道家還能存在,而墨家卻絕對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夫中,便一變?yōu)橛蝹b,再變?yōu)橥练,愈沉愈下了?/p>

        搗亂分子墨家被打下去了,上面只剩了儒與道,他們本來不是絕對不相空的,現(xiàn)在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很簡單。這里恕我曲解一句古書,《易經(jīng)》說“肥遁,無不利”我們不妨讀肥為本字,而把“肥遁”解這肥了之后再遁,那便說一個儒家做了幾任“官”,撈得肥肥的,然后撒開腿就跑,跑到一所別墅或山莊里,變成了一個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當然是對己最有利的辦法了。甚至還用不著什么實際的“遁”,只要心理上念頭一轉(zhuǎn),就身在宦海中也還是遁,所謂“身在魏闕,心在江湖”和“大隱隱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層的境界。在這種合作中,權利來了,他以儒的名分來承受,義務來了,他又以道的資格說,本來我是什么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稱他們偷兒和騙子,能算冤曲嗎?

        “成者為王,敗者為寂”,“竊鉤者誅,竊國者候”,這些古語中所謂王候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候,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國的文化精神。事實上成語中沒有罵到道家,正表示道家手段的高妙。講起窮兇極惡的程度來,土匪不如偷兒,偷兒不如騙子,那便是說墨不如儒,儒不如道。

        韋爾斯先生列舉三者時,不稱墨而稱土匪,也許因為外國人到中國來,喜歡在窮鄉(xiāng)僻壤跑,吃土匪的虧的機會特別多,所以對他們特別深惡痛絕。在中國人看來,三者之中,其實土匪最老實,所以也最好防備。從歷史上看來,土匪的前身墨家,動機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國內(nèi),偷兒騙子在儒道的旗幟下,天天剿匪,連國外的人士也隨聲附和的口誅筆伐,這實在欠公允,但我知道這不是韋爾斯先生的本意,因為我知道在他們本國,韋爾斯先生的同情一向是屬于那一種人的。

        話說回來,土匪究竟是中國文化的病,正如偷兒騙子也是中國文化的病。

        我們甚至應當感謝韋爾斯先生在下診斷時,沒有忘記土匪以外的那兩種病源——儒家和道家。韋爾斯先生用《春秋》的書法,將儒道和土匪并稱,這是他的許多偉大貢獻中的又一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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