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歷史寫作方法與精神隨筆
中國是一個熱愛歷史的民族，具有強大的史學傳統(tǒng)。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已出現(xiàn)諸如《春秋》、《尚書》、《國語》、《世本》等史學著作，這些歷史著作，或以國為別，或以年為紀，或如《世本》僅錄黃帝以來至春秋帝王公卿士大夫之世系，不得不說皆是零散破碎的歷史著作，且尚無一套完整的歷史寫作方法，體例上也無一定之規(guī)。至于諸子百家的著作，有漢代經(jīng)學家以為亦屬史書，現(xiàn)在看來不過是諸子為了論證個人觀點而援引的例證，雖有一定史學價值，但并非專門歷史著作。而對歷史有了專門記述和研究方法的，則是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一個史學世家，因此司馬遷有著很深厚的史學基礎(chǔ)和家學淵源。其父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是一位精通天文歷法及道論的史家，尤為推崇道家學說。也因此，司馬遷受其父影響，理論基礎(chǔ)雖兼采百家，但以道家為重。他在《自序》中引用其父《論六家要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jié)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倍f到道家時，則多溢美之詞：“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shù)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yīng)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見其學術(shù)思想。也難怪班固說他“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了。
另外，司馬遷早年游歷名山大川，參察風俗，訪問古跡，采集傳說也為其《史記》的寫作奠定了堅實基礎(chǔ)。
從體例上看，《史記》用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的體裁，以人物為歷史主體書寫歷史，即是所謂的紀傳體的體例。司馬遷的最大功績，也在于這種嶄新歷史寫作方法的創(chuàng)立。
然而，紀傳體的歷史寫作方法，以今天通史寫作的標準來看，著實割裂了各歷史人物和事件之間的關(guān)系，缺少史實的聯(lián)系，而將歷史看做是歷史人物的生平家史。紀傳體天然有助于研究個體命運，而缺乏對于大歷史的關(guān)照，因此也難以從中找尋到社會歷史變遷的規(guī)律認識。而《史記》所著重記錄的歷史時期，正是中國大變革大發(fā)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因此不得不說，這種體例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是，如果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看，紀傳體的開創(chuàng)，無疑是天才創(chuàng)舉。
但是，正因為體例的缺陷，才更凸顯出司馬遷的過人之處�！妒酚洝酚坞x于帝王家史之上，不在意個人瑣事而重視大歷史的發(fā)展，這也是《史記》與其后二十四史相比的偉大所在。
可以說，司馬遷依靠他的個人能力，一定程度的克服了體例帶來的缺陷，使《史記》脫離了流水賬歷史的黑洞。
正如司馬遷在《自序》中言“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司馬遷具有對大歷史觀的良好關(guān)照和深刻的責任感，而本紀則因其地位之重要，天然成為他洞察王朝興替，展現(xiàn)歷史發(fā)展線索的前沿陣地。
在本紀的記述中，對于歷史發(fā)展線索并不重要而有利于對刻畫其他人物發(fā)揮功用的事件，司馬遷通常將其歸至其他人物身上，以便于減少干擾。我們也從中可以看到司馬遷對于史實極強的把握和梳理能力。同時，也因為本紀的特殊性質(zhì)，所以將本紀綴連起來，這就是將歷史綴連起來，成了一部編年體通史。但司馬遷在本紀的寫作中著眼于構(gòu)成歷史線索的大事件而并不糾結(jié)于帝王家史，著眼于歷史的真正主導者而并不糾結(jié)于名義上的虛君。因此，帝王雖然作為本紀的主人公，卻只是司馬遷用來展開歷史的線索和紐帶。
世家的主人公，或稱霸一時，或割據(jù)一方的掌權(quán)者，例外則是孔子�？鬃訜o權(quán)無勢，卻也進入世家之列，正是司馬遷看到了孔子對于后世思想文化的深遠作用。
列傳所敘之人，賢臣名相，諸子百家，武功大將，奇人異士，風云人物，奸佞酷吏，應(yīng)有盡有。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幾類人：一是以醫(yī)救人者，如扁鵲倉公；二是坐擁千萬的富商大賈，如陶朱公；三是以武犯禁者，如劇孟郭解；四是慷慨悲歌之義士，如專諸聶政；五是東市卜者，如司馬季主；六是戲謔優(yōu)倡，如優(yōu)孟。從這些人身上，可以看出司馬遷力在刻畫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活動，展示社會各側(cè)面。而細究起來，太史公志游俠“救人于厄，振人不贍”，志刺客“義不為二心”，志滑稽“不流世俗，不爭勢利”，體現(xiàn)了司馬遷對慷慨悲歌之士的頌揚和贊美。而《日者列傳》、《龜策列傳》等，則是為了“紀風俗，志迷信”，保存社會風氣習俗。從這些列傳可以看出司馬遷對于基層社會生態(tài)的重視，因此使《史記》有血有肉，飽含熱情。
司馬遷《史記》的靈魂，則在于其批判精神。在《史記》中我們隨處可見太史公快意恩仇，貶帝王，退諸侯，斥卿相，鄙奸佞，痛酷吏，輕商賈。而各篇之后的“太史公曰”，則成了他“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別嫌疑，明是非”的審判法庭。
《史記》極少整篇引用他人文字，賈誼的《過秦論》是一個例外。司馬遷對這篇文章的引用，代表了他與賈誼相同的歷史觀點。他批評秦時說“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也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指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悲哉！”這也體現(xiàn)了司馬遷對政權(quán)興替，王朝盛衰的深刻思考。
而對于本朝君主，他也毫不留情，說高祖“謀計用兵，可謂盡之”，說文帝“賞太輕，罰太重”，對于武帝更是譏諷。這種歷史批判精神無疑給當代史學家樹立了標桿，也率先挺起了史家的腰桿。
那么，司馬遷是不是沒有喜歡的人呢？答案是否定的，太史公愛項羽，歌陳涉，崇義士，惋英雄，揚循吏，贊豪俠，好不快哉！
綜觀上述，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善何善，惡何惡，賢何賢，賤何不肖。也不難看出《史記》一書并不僅僅是歷史的簡單記述，更是歷史的批判與思考。正如司馬遷借賈誼之口所說：“鄙諺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quán)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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